网约顺风车还有未来吗?

最近,因为滴滴顺风车上发生的乐清女孩遇害案,舆论沸腾,监管部门连出重拳。滴滴公司紧急发布整改声明,在全国下线顺风车业务,对顺风车的产品逻辑与业务模式重新定位。不久,程维柳青即以个人名义出面道歉,承诺在安全保护措施没有获得用户认可之前,顺风车业务无限期下线。

最近,因为滴滴顺风车上发生的乐清女孩遇害案,舆论沸腾,监管部门连出重拳。滴滴公司紧急发布整改声明,在全国下线顺风车业务,对顺风车的产品逻辑与业务模式重新定位。不久,程维柳青即以个人名义出面道歉,承诺在安全保护措施没有获得用户认可之前,顺风车业务无限期下线。  


滴滴顺风车业务遭遇重挫的同时,其他经营顺风车业务的互联网企业也在作重大转向:主打顺风车业务的嘀嗒出行悄然取消晚11点至早5点的顺风车业务;高德地图则将前期推出的顺风车业务悄然下线,接受媒体询问时直言系基于安全原因,是否重新上线情况不明。  


显然,网约顺风车业务到了一个拐点,人们甚至怀疑其是否还有未来。  


网约顺风车更为准确的名称是网约小汽车合乘,最早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标志性事件,是北京市交通委2013年发布的《关于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京交法发〔2013〕290号)。该文将小客车合乘界定为“出行线路相同的人共同搭乘其中一人小客车的出行方式”。该文按照是否分摊费用将小客车合乘分为公益型合乘和互助型合乘,按照合乘方式分为上下班通勤的长期合乘和节假日返乡、旅游的长途合乘。文件要求小客车合乘应当遵循公益合乘优先、民间互助自愿、维护合法权益、规范合乘行为、严禁非法运营的基本原则。北京市交通委这一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能否使用私人小客车进行拼车并收取一定费用的问题,即为区别“黑车”与“顺风车”之间提供了正面的指导,成为顺风车发展的标志性交通政策。  


上述北京市交委文件出台时,恰逢移动互联网出行兴起之际,滴滴(时名“嘀嘀”)、快的等创业企业正在出租车上通过推广打车软件抢占风口,而美国打车软件巨头UBER进入中国正苦无良机,即以此为切入点,在北京率先推出了“人民优步”软件,以顺风车名义开展业务,其目标却是整个互联网出行市场。正是因为有政策的支持,加之创业的风口,以顺风车业务为主打的初创企业风起云涌,包括51用车、嘀嗒拼车、爱拼车等,多年以来个人坚持免费开展顺风车活动的知名人士王永也推出了“微微拼车”。而滴滴合并快的之后,也迅速推出自己的顺风车业务,凭借其在互联网出行上的巨大影响及雄厚的资金实力,迅速成为网约顺风车领域的龙头老大。  


不仅是互联网出行企业纷纷布局网约顺风车业务,各方政策也对网约顺风车鼓励有加。2016年3月1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十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6〕353号)第三条就明确指出:“支持发展共享经济,鼓励个人闲置资源有效利用,有序发展网络预约拼车。”2016年3月15日,时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要鼓励网约顺风车,他指出:“对于在节假日期间或者通勤的时段不以营利为目的、分摊出行成本,或者免费友好互助的顺风车、拼车等,这是体现了分享经济的一种出行方式,它有利于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意义。”而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则在全国层面明确了鼓励网约顺风车的政策导向,并明确要求各地出台指导政策——“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制定相应规定,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不论是互联网出行市场的风口,还是政策导向,均利好于顺风车的发展。  


笔者也看好网约顺风车的发展,曾经在2015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上以“要鼓励网约顺风车”为题发表评论,认为要大力鼓励网约顺风车,同时基于搭建互联网一站式出行平台的认识,认为交通运输部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中互联网平台中“不得接入其他营运车辆或非营运车辆”的要求,因其无法容纳非营运的顺风车出行方式,无法实现互联网平台调度多种出行工具,推动“互联网+便捷交通”行动计划的实现,有必要删除。不过,对于网约顺风车推行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合作治理能否实现,则表达了有待观察的认识。如国办发〔2016〕58号文件及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次日(2016年7月27日),于新华社江苏频道上发表的《网约车新政是国家深化改革的一抹亮色》评论中,在肯定网约车新政的同时,认为四个方面有待观察,其“网约顺风车的合作治理”就是其中之一,认为这将考验“政府、市场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诚意”,基本理由在于,“网约顺风车由互联网平台主导,而互联网平台可以统一整合营运的出租车与网约车,也可以整合非营运的顺风车,两者区分不能仅靠平台与司机的自我认定,亟需在政府的引导下,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通过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作治理,才能更好地推动网约顺风车的发展。”  


在法律上,顺风车活动属于友好互助的民事行为,是车主与搭乘人为了实现共同目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普通合伙关系,与需要许可才能开展的营运服务之间仍然具有本质区别。国办发〔2016〕58号文件的出台,在国家层面有了鼓励顺风车的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网约顺风车活动,不仅滴滴顺风车得到很大发展,在诸多顺风车创业企业中艰难生存下来的嘀嗒也一直坚持以网约顺风车为主要业务方向。2018年,高德地图在整合各类约车平台的基础上,也推出了无佣金的顺风车服务。  


但是,也就是在网约顺风车得到多方政策与资本加持并得到顺利发展过程中,体量最大的滴滴顺风车平台今年却连续出现了两起恶性事件,先是郑州空姐事件,然后是乐清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谴责与监管的重击。滴滴顺风车业务遭遇重挫,先是发表自查报告,宣告全国顺风车业务于8月27日下线,内部重新评估业务模式及产品逻辑,并免去事业部总经理黄洁莉、客服副总裁黄金红职务。8月29日,滴滴出行董事长程维、总裁柳青郑重道歉,承诺顺风车业务模式重新评估,在安全保护措施没有得到用户认可之前,无限期下线。高德也在这一期间,悄然下线顺风车业务,而嘀嗒出行则将其晚间11点至早5点顺风车业务关闭,理由均为安全原因。  


笔者认为,网约顺风车遭遇重挫,需要反思的产品逻辑与业务模式,其根源在于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运营主体的商业逻辑与顺风车的非营利属性冲突。从法律上,顺风车属于民事主体间友好互助的合伙行为,车主可以对搭乘人免费,也可基于成本分摊原则收费,不属于营利性行为。即使商业公司作为第三方提供技术支持或信息中介,也应依附于顺风车的非营利定位。目前,互联网出行企业开展的大规模的网约顺风车活动,其根本目标在于通过为车主与搭乘人提供居间服务营利,对于顺风车的法律属性已经产生了质的改变,其产品逻辑与业务模式均围绕营利目标展开,因此更为注重业务撮合而非合乘行为的真实性,也为不符合顺风车条件车主提供便利条件,导致以营利为目标的车主积聚平台,也埋下了重要的安全隐患。  


第二,网约顺风车的监管定位困难。从2014年开始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就出台了小汽车合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文更是要求各地政府出台小汽车合乘指导意见,为网约顺风车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但是,由于顺风车本质是属于民事主体之间友好互助的非营利行为,监管部门出台指导政策,更多在于为交通部门区分非法营运与合法顺风车发挥作用,并不能就此确定监管部门,因此在国办发〔2016〕58号文出台后,各地出台小汽车合乘指导政策的动作并不积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约顺风车的合规化进程。  


第三,主导绿色出行的公益组织存在缺位。如前述分析,顺风车活动属于非营利的民事互助行为,也是有利于减少交通拥堵、降低碳排放的绿色出行活动,不仅在国家政策上应鼓励,也应得到社会的支持。在国外,推动绿色出行的公益组织往往在顺风车上着力,交通政策上也有设置小汽车合乘车道为顺风车活动提供便利的举措。事实上,网约顺风车由互联网平台主导,而互联网平台可以统一整合营运的出租车与网约车,也可以整合非营运的顺风车,由于时下的网约车监管政策实施力度日渐严格,不符合条件的车主与车辆往往进入顺风车领域,开展事实上的营运行为。因此,区分营运的网约车与非营运的顺风车,不能仅靠互联网平台与司机的自我认定,亟需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介入。  


时下,占有市场最大体量的滴滴顺风车无限期下架,不仅互联网平台在反思其产品逻辑与业务模式,政府部门及社会公众也应对网约顺风车进行重新定位,如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最近就提出,需要经过听证会后获得公众的认同,滴滴顺风车才能重新上线。也就是说,重新上线的网约顺风车,其业务模式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才有可能得到公众的认同,因此不论商业公司的策略,还是相关的顺风车指导政策,均有调整的必要。  


首先,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主导网约顺风车活动。由营利性的互联网企业主导顺风车活动存在逻辑矛盾,因此,为了继续推动网约顺风车活动,互联网出行平台有必要将顺风车业务交由第三方社会组织主导,同时基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网约顺风车活动提供技术与资源支持。第三方社会组织则根据国家政策,对顺风车车主、车型、路线进行认证,规范顺风车出行的撮合模式、出行次数、价格标准等,并建立纠纷解决规则,通过社会自组织方式推动网约顺风车的发展。  


其次,应建立国家层面的小汽车合乘统一政策。国办发〔2016〕58号文要求各地政府出台小汽车合乘指导政策,但两年多来的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出台政策的地方政府也不多,其症结在于监管定位的尴尬。因此,有必要调整国办发〔2016〕58号文要求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出台小汽车合乘指导政策的要求,在国家层面统一小汽车合乘(重点是网约顺风车)政策,为社会组织主导、企业参与的网约顺风车活动提供明晰的政策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地方政府监管定位的尴尬。  


最后,适应城际客运小型化、需求响应发展趋势,推动城际客运供给侧改革,提升城乡居民出行质量。网约顺风车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际间、城乡间出行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便利,出现了基于小客车为工具、需求响应的出行方式变革,传统的城际班线客运方式并没有很好的主动适应这一变化,因此被营运性的网约“顺风车”填补,而三四线城市这种趋势最为明显。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班线客运作适当的调整,将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具有营运性质的“网约顺风车”,纳入班线客运的范畴,藉此发展“互联网+道路客运”业态,以满足城乡居民道路客运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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